中国地质科学院

任纪舜的少年时代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中度过的。地图上“形似饿蚕”的日本正在 吞食我们祖国这片鲜活的“桑叶”的宣传画，在他幼小的 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就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奋发 图强的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口号，而是他 前进的动力；《毕业歌》中的“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 天是社会的栋梁”，更使他领悟到未来的责任与担当。

1954 年秋，任纪舜（后排左4）与西北大学垒球队同学合影 

1955 年任纪舜从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怀抱着“要在 西部有所发现”的梦想，立志在祖国大西北为寻找石油而 跋涉，但一纸调令却让他从西北的石油普查现场来到了北 京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不知是因缘，还是机遇，不久他 即成了黄汲清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从此，他们的师生情缘 像一副无缝连接的画卷，一直延续到 1995 年恩师仙逝。

40 年漫长岁月的密切接触，无论从精神层面抑或从专 业角度，对他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先生的“不要迷 信权威，不要迷信专家，也不要迷信我黄汲清”的箴言， 使他一启航就有了明确的信念——要学会走自己的路。当 然，前提是事实优先，抓住关键，即先生“打蛇要打七寸” 的教诲。

野外调查既是青年地质工作者的实践课，也是必修的 基本功。1956 年夏，任纪舜有幸随地质大师谢家荣、前寒 武系专家王曰伦赴广西、贵州等海相碳酸盐岩分布区，实地考察石油天然气地质；1957 年夏，在老师 黄汲清亲自指导下于南岭区测队进行区域地 质填图等多“兵种”训练；1958 年夏，随大 地构造学家张文佑、陈国达陪同苏联专家柯 西金等赴湘粤赣闽进行野外考察。先后 3 年 的实践，使他实地领略了前辈们的工作作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目睹了他们的工作方法： 腿到眼到手到心到。边走边看边画边记录， 野外跑一趟，沿途的地质地貌尽收眼底，全 融于心，随即活生生地呈现在图上。任纪舜 不仅注意他们如何观察、如何记录，而且思 考着，他们为什么这么画？他们如何在看似 繁杂纷纭的表象中梳理出所见事物的脉络和 真相？他深知，他后来的野外功夫以及解析 地质现象的能力之所以被同行所肯定，所赞 许，是与他起步时众多大师们全方位、多学 科的指导和熏陶分不开的。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时代，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政治挂帅、 又红又专是青年们真诚的追求与向往；向科 学进军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任纪舜是时代 的幸运儿，他既是科学巨匠黄汲清的助手， 又是地质研究所党总支（当时还无党委）委 员中唯一的一位技术干部，是领导层看中的 一株好苗。为了一个单纯的目标——又红又 专，他努力学习马列理论和哲学书刊，恩格 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 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实践论》，他都如 饥似渴地学习着、实践着。与此同时，还孜 孜不倦地研读着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陈国达 的地台活化及张文佑、张伯声、沙茨基、别 洛乌索夫、哈因等中外名家的著作。1959 年 国庆 10 周年时，他是地质科学院唯一一位 “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仕途似乎在向他 招手。但是，也许是父亲的“不做官论”在 他的潜意识里起了作用，也许是从根儿上说， 他不是一个热衷于政坛的人，他热爱的是地 质，是广袤的大地和山川。因此，即使在他政治上“最红”、光环最亮的时候，他仍把 主要精力放在了业务上，在努力追寻与探索。